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从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把握国家的本质特征，即国家不仅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也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它决定了国家内部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辩证统一。国家是随着阶级出现而出现的，但是，国家的形成，既是阶级斗争和冲突的必然产物，也是控制这种冲突和斗争的需要的产物。因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根本上脱离社会大众，而具有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同时，国家作为社会的“第三种力量”，它在必要的时候，也将可能在形式上表现出脱离社会各阶级，包括统治阶级，而具有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历史把握，不仅在于它揭示了国家产生和消灭的规律，而且还在于揭示了国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和发展。国家的变化与发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理论和实践活动都表明，只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才能回答和解决社会现实提出的有关问题。

第一节 国家管理权力反作用于社会

一、国家管理权力产生于社会

(资料图)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十分鲜明：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充分的材料证明：“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人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1】所以，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般国家形成的最自然、也最典型的形式，是像雅典国家那样，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这种国家的产生过程完全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进行的，因而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恩格斯认为，产生后的国家与原来的氏族相比，有两大不同之处：（1）它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2）它设立有公共权力。这也就是说，国家是以国民和公共权力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这两个因素，也就无所谓国家。

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很明确，即“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1】。特殊公共权力的形成决定国家的形成。公共权力萌芽于氏族社会，产生于氏族社会的解体。

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氏族社会中，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特殊等级。恩格斯把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看作是一种十分美妙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虽然公共事务也很多，“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2】恩格斯认为，这种人人平等自由，不存在任何统治和奴役的氏族社会生活，既表明氏族制度的伟大，也表明氏族制度的局限性。【3】因为，保持这种社会生活的氏族制度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为前提的。这也就同时意味着，这种制度最终将被生产力的发展所冲毁。

原始的氏族社会确实是靠习惯和传统力量来维持的，没有专门的管理机关，因而也就没有特殊公共权力。但是，氏族社会却存在公共权力萌芽的土壤，这就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因为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就要求社会有一种力量来维持这种利益，保障这种利益不遭破坏。这种力量就是公共权力。在原始氏族公社中，这种力量已经萌芽。恩格斯指出：在原始农业社会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1】无疑，这时的共同利益是全社会的利益，从这种利益当中所萌芽出来的，用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微弱的公共权力也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但是作为国家存在前提的“特殊公共权力”的形成并非根源于这种公共利益，而是根源于在这公共利益旁边出现的私人利益，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因此，虽然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是产生公共权力的土壤，但是，使萌芽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真正成为一种脱离社会、并相对独立的力量的重要促发因素却是与共同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的出现。作为相对独立力量而存在的这种公共权力所维护的虽也是公共利益，但这种有私人利益与之对抗的公共利益与原始社会中的公共利益有本质差别。因而，维护这种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是“特殊公共权力”。

私人利益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社会生产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所产生的重要后果是分工的出现。“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私有制就在这种不平等分配中形成。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伴随着这种分工的发展，私人利益也就出现了。在原始社会后期，这种私人利益主要体现为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私人利益一出现就与公共利益产生矛盾。起初，这种矛盾只是所产生的个人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的矛盾。但是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出现，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此时，私人利益所对抗的实际上是那些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并代表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这种矛盾，使这种公共利益陷人危机。为了维护这种公共利益，保障社会统一，社会管理就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于是，特殊公共权力，即国家管理权力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3】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认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所导致的这一后果，是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发生的。这现实基础就是，分工和私有制导致社会分裂为各个阶级，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阶级。这在现实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上所产生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其实是从社会分裂出来的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反映。因为当社会分裂为各个不可调和的阶级后，私人利益所对抗的那种公共利益，实际上是经济居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公共利益”的同时，并设立“特殊公共权力”来保护和实现这种“公共利益”。“特殊公共权力”就是为维护这种“公共利益”而最终出现的，它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管理权力。

对于这种公共权力的形成，恩格斯在分析希腊社会时曾作过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他指出：“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起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1】恩格斯认为，这种被发明出来的机关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原始社会居民直接符合了，它是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是控制奴隶和公民使之服从的公共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2】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产生于社会的阶级对立，是为以虚幻的共同利益形成出现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它将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而日益加强。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二、国家管理权力对社会具有能动性

国家管理权力的出现，实际上是表明社会在分裂为各个阶级之后，在各种利益的作用下，已陷入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就不得不依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以维持自身，于是国家管理权力应运而生。国家管理权力的出现，将使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形式之下，以免这种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解体，并在保证社会统一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管理权力相对于社会各冲突阶级来说，似乎是作为在阶级冲突之外的一种力量出现。恩格斯把这种力量称为“第三种力量”【1】。恩格斯认为，这种力量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在形式上获得了对于相互冲突阶级的独立性。但是在阶级对立社会，这种力量最终不免要成为某个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2】伴随着这种独立性的加强，这种力量也就愈来愈脱离社会，而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独立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国家管理权力是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或者说人民大众）相脱离的特殊公共权力。

国家管理权力来自社会，而又独立于社会，与社会大众相分离。这就意味着，国家管理权力与社会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事实表明，国家管理权力对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这里必须指出，国家管理权力相对于社会具有其独立性，并且对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并不等于说，在国家管理权力与社会关系上，国家管理权力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社会是被国家管理权力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反对这种为黑格尔所尊崇的传统国家观，认为从根本上讲，国家管理权力，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他们指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3】在这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国家管理权力尽管是一种与社会相脱离的独立力量，但它“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4】。

国家管理权力是由社会物质经济条件决定，并随这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它由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7—37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1】恩格斯从历史和现实考察了这种反作用后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将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将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2】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结果，将决定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发展。

具体而言，国家管理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管理权力维护的那个“公共利益”，即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公共利益”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得以实现，那么国家管理权力就将按经济运动规律，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使得现有的“公共利益”遭到破坏，并可能被一种全新的“公共利益”所替代，那么国家管理权力在竭力维护这种“公共利益”的同时，限制或阻碍发展，尽管这种限制和阻碍最终将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政治权力的全面瓦解，因为，眼前的既得利益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来说，是最主要的。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封建统治如何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国家权力，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历史事实中看到。同样，人们也可以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后，为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努力中看到，国家管理权力是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积极作用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绘了这一过程：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以后，“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会师傅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同时，宣布资本为社会的“决定性力量”。【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48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

马克思在谈论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与财产之间关系时说，“财产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1】这实际上表明，在阶级社会，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的国家管理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将通过一套统治机制来实现，具体讲，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第一，法律。法律是掌握国家管理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此，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立法和市民立法都是这种物质经济生活要求的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用法律的形式反映这种物质经济利益要求，不仅使这种统治阶级利益与要求合法化，而且也使这种统治阶级利益要求上升到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并且取得普遍效力，从而直接制约和指示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领域和整个过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法律规范着社会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决定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配方式。一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将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前景。很显然，国家管理权力通过立法和保障所确立法律的实施，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制度。制度与法律密切相关，因为，它基本上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是法律内容的一种具体体现。但另一方面，制度内容中的很大部分，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制约和影响社会总体发展的制度有许多，主要可归纳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行，一方面靠法律，另一方面则直接依靠国家管理权力。在任何社会，国家管理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起作用，除法律这一机制外，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这些具体的制度，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直接和有效的。恩格斯在谈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时，就举例认为，“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2】

第三，意识形态。国家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3】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尽管人的意识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能不受到国家管理权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对社会的统治和支配作用实现。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这种思想的支配，将“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1】历史事实表明，国家管理权力通过统治阶级思想意识这一中介，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十分深刻的。

第四，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主要指军队、警察、法庭和官僚机构等。列宁说，这些国家机器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2】。通过一套强有力的工具，国家管理权力不仅为社会建立起了一种“秩序”，而且也使统治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压迫合法化、面定化，使阶级冲突得以缓和。国家机器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套机器，在实现自身的稳固统治的同时，也极力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后者的努力有时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近代英国资产阶级正是运用体现在国家机器上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事实。他说“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暴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3】。国家机器是一种强有力的暴力工具，因此国家管理权力通过国家机器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所产生的作用，往往具有很强的强制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