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诚龙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自述一段抄碑帖经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鈔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里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段读来，很是清冷，有些森森然，更可感受先生其时的寂寞与悲凉。先生在此屋，板凳一坐数年冷，避开当年那些热烈烈闹嚷嚷的问题与主义，没管冬夏与春秋，专心抄写古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抄古碑这般笨动作，也许只干了这么几年，鲁迅先生干得更长久的笨动作，是抄书。读鲁迅先生早年日记，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抄书，比如1931年10月1日，“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石屏集》是南宋戴复古的一本诗集，戴公终生未仕，浪迹江湖，其诗格调高朗，文笔俊爽，诗翁香价满江湖，鲁迅先生甚爱之。

先生抄这本诗集时，身体出了状况，头昏目眩，神经衰弱。便在这般病态中，先生依然心摹手追，不倦抄书。先生毅力惊人，戴复古的这本诗集，他是从头至尾抄完的，耗时近三个月，抄了近三百页，用功甚力焉。

1914年4月6日，鲁迅先生“夜间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沈下贤是唐代文学家，这本《文集》有诗也有文，抄诗容易，抄文难。先生诗也抄，文也抄，这个夜里，抄的是目录。他立大志，要完完整整把这本书从头抄到尾，要把抄完的书，装贴成册。

先生是常常抄书，装贴成书的。1915年3月19日，“下午从稻孙借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拟景写之，赴清秘阁买纸一元。”先生去买纸，花费一元，为的是来抄这本书。这书是一些古文字，相当于字帖。十日抄完一卷，四十日把买来的纸用完了，4月10日，先生又去买纸：“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耗时二十二天把这书抄录完，然后呢?4月17日，“午后往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并托丁书。”把自己所抄的文字，托付专业图书馆装订起来。

从《秦汉瓦当文字》来看，先生抄烂了一支笔，买纸成本是二元，不知道这本书实价多少，先生花二元买纸，够买一本好书了，青年毛泽东当图书管理员，月薪才八元呢。他抄书，不是为了省钱，他是爱上了抄书;常常是一本抄完，接着抄第二本。短的诗歌抄，长的篇目也抄，文学作品抄，非文学作品也抄，鲁迅先生还抄过《野菜谱》《释草小记》《释虫消记》，乃至《茶经》《耒耜经》《五木经》等。《茶经》还是雅韵，《耒耜经》是唐朝陆龟蒙撰写的一本介绍农具的书呢，先生抄起来也是兴致勃勃。

先生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即使和本专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先生抄书来看，他自己真是这般读书的。在30岁以前，除了读书外，他抄书是常常的事。有人统计过，鲁迅先生抄书，不低于百万字。

抄书抄了百万字，这个数目太惊人了。鲁迅先生抄书惊人与著书惊世，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不有一番抄书苦，哪得著书举世香?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还有一段话，是与钱玄同先生的对话。钱先生问：“你鈔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先生说：“没有什么用。”钱先生说，“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先生答：“没有什么意思。”钱先生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了。”

这段对话，挺有意思的。无用之用是大用，先生做了这许多无用功，才给他从事文学打下了大根基。钱先生叫他做些文章，他就从此写文章了。书非借不能读也，书非抄不能深读，书非深读不能著深文，不能著大著。

抄袭与抄书都是抄，抄袭快捷，抄书笨重;抄袭有乐也有苦，抄书有苦也有乐。抄袭是先乐后苦，文章一秒得(复制)，改动三字成(换名字)，这当然很快乐;抄袭苦起来，也是蛮苦的，一旦发现，身败名裂，一辈子都背负贼名;抄书是先苦后乐，吃得一番抄书苦，享受一生著书乐。从没有抄袭成大文人的，只有抄书而成大作家的。作家都要吃苦的，抄袭者把苦乐次序搞颠倒了，先乐后苦，抄书者苦乐次序放对了，先苦后甜。美的文学与人生都是先苦后甜，丑的文学与人生才是先甜后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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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