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飞抵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打了趟出租车，想再一次验证自己关于“放开出租车数量管控”的提案。因为遭遇早高峰，即使随行人员用了时下热门的打车软件，等了二十分钟，也没成功打上车，最后还是坐了黑车(3月4日《新京报》)。

　　《政协委员李书福遇打车难坐黑车赶赴会场》，看罢这则新闻的标题，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政协提案吗?而作为来参加本次政协会议的李书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再一次验证自己关于“放开出租车数量管控”的提案。代表委员带着如此认真调查研究的态度，无疑才会拿出较有说服力的建议或提案。

　　与李书福经历相似的是盯着“转基因”的崔永元委员。为了这个提案，崔永元自费到日本、美国进行了4次调查，不管结论如何，起码经过大量调查，是有其发言权的。

　　我们从崔永元和李书福的提案“路径”来看，欣喜地看到了一种老传统的回归——“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个提案或建议，从动议到最终在两会上提交，肯定不是“写写画画”，而是要经过深入而又广泛的调查方可成型，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正是建立在艰苦的调查研究，甚至是自费调查取证之上，也才使得类似的提案或建议不仅来之不易，而且有分量，更加值得关注。

　　以前每次两会上都会出现一些所谓“雷语”，其实大多数是“纸上文章”，甚至之前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或是道听途说，或是闭门造车，或是马虎了事，或是被动应付，最终才导致了一些委员或代表无话可说或无话找话，也才使得他们要不成了两会的“旁听生”，要不就是瞎说一通，既浪费了极其宝贵的建言献策的良机，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讨论。

　　所以，我们要重新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仅代表委员自身要自觉遵从这个规律，而且作为两会的组织者也该对代表委员的建议或提案作出类似的规范，即要求代表委员提供充分的调查依据，何况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作为代表委员自身最为基本的履职条件，一个轻视搞调查研究的代表委员，公众还怎么指望其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和提案?而当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两会发言一旦出现，我们则希望会议的组织者果断说“不”，不要再让那些没有调查的代表委员抢占了两会宝贵的“发言权”。(江苏 周稀银)